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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聚焦][资源分配]   秋风专栏:谁来节制资本   2009-9-16 8:46:00 　　■中国观察 之秋风专栏 　　西安富豪派出30多辆车组成的豪华车队迎接一只身价400万元的藏獒，吴祚来先生当头棒喝：这种炫富行为是不道德的。 　　只是，这样的批评恐怕是对牛弹琴：惟有当一个人具有道德意识的时候你批评它不道德，似乎才有点用。但假如这位富豪真有道德意识，就断不会如此张扬。当然，在今天，你用“不道德”来批评一个人，那个人没准还很自傲呢——— 比如范跑跑先生，比如很多八零后，还有很多深信经济学(不论是哪种经济学)教条的人，还有很多富豪。 　　从某个角度说，当代中国的商业、资本和有钱人是十分特别的，这种特别就在于，它们是赤裸裸的。几乎所有时代的所有社会，都会很自然地把商业、金钱安排在一个超越性价值框架的规范中。商业、金钱、资本当然是物质性的，但它们本身不是一个终极性的伦理价值之源头，而是人追求此一终极性价值的工具，这个终极性价值是精神性的、伦理性的，超越于现实而指向永恒和绝对。商人确实是在从事于物质财富的生产和积累，但他的心灵却被要求始终向着永恒和绝对，提出这一要求的是宗教，是伦理规范，是社会风气，是舆论压力等等。 　　首先可以举出韦伯关于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间关系的命题。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是与新教伦理分不开的。“预定论”认为，个人对于改变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这就在新教徒的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紧张和焦虑，教徒只能以世俗职业上的成就来确定上帝对自己的恩宠并以此证明上帝的存在。创造出财富成了一种神圣的“天职”，世俗经济活动的成功不是为了创造可供个人享受和挥霍的财富，而是为了证实上帝对自己的恩宠。这一宗教伦理导致了勤勉刻苦的商人美德，商业也被商人们视为一桩向着上帝的严肃事业。这种理论似乎可以部分地解释，何以美国的大商人也都是大慈善家。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中国，存在着同样的观念结构。当然，这个漫长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的传统中国，主要是儒家观念，有的时候是佛教的观念，甚至是原始的偶像崇拜观念，支配着人们的心灵，包括商人。商业、资本的价值是屈从于这些更高的终极性价值的。 　　比如，“光宗耀祖”曾经是儒家商业伦理的一个通俗版本。现代启蒙学者曾嘲笑、抨击过这种观念。殊不知，这一观念其实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与文化功能：它引导发财致富的人们节制自己的行为，不得挥霍奢侈；它引导富人关心桑梓，为社区提供公共品，比如办学、修路、铺桥、开办慈善救济事业等等。邻里的道德评价为祖宗增光，个人的财富由此被引到服务于他人，超越私人享乐的范畴，而具有了公益性、社会性。 　　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财富对私人的价值被完全否定，私人甚至不得拥有任何财富。这样的状况当然是极端的，连带着其他价值也被否定。这样，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社会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再存在终极性精神价值了，精神被物化了。商业、资本被彻底解放出来，翻身成为一种终极性价值。一个人之所以创造财富，不再是为了追求一个终极性精神、道德价值，而只是为了物质财富本身。于是，商业、资本的可怕性也就赤裸裸地暴露在人们面前。当代社会几乎所有经济、社会乃至精神问题，都与这种终极性价值的颠倒或者说不存在有关。 　　就在这几天，在华人哈耶克学会的电子邮件组中，汪丁丁、毛寿龙、黄春兴等著名学者与一些年青学者热烈地讨论着孙中山先生的“节制资本”观念在当下的意义。很多人士基于自由市场的信念，反对节制资本的观念。他们认为，即便在中国，商人、资本有罪，那也主要是因为权力腐蚀了商人、资本。因此，真正的问题依然是、并且始终是节制权力。 　　这样的论述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资本、商人在当代中国的表现又实在表明了，它们确实是需要节制的。不错，通常情况下，确实是权力在腐蚀商人，但很多时候，也是商人在主动收买官员。这一事实已经证明，如果不加节制，权力与资本都是可怕的，它们都拥有毁灭人、毁灭社会秩序——— 最终毁灭它自己——— 的力量。 　　因此，资本毫无疑问是需要节制的。当然，为避免可能的混乱，最可取的节制之道是道德节制。换句话说，社会应当由一种机制，把金钱、资本、商业活动置于一种终极性价值框架内，让其受到这种价值的节制。道德节制当然首先表现为商人的自我节制，但也表现为文化、精神、社会等领域的制度对资本、对商业乃至对商人的外部节制。(来自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