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腐败关键在党内合理分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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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聚焦][体制内探讨] 预防腐败关键在党内合理分权 2009-9-25 14:12:00

　　30年反腐败，从只重治标，到标本兼治；从重视办案，到源头治理；从惩防并举，到注重预防；从一个注重，到三个注重(注重预防、治本、制度建设)。

　　怎么预防腐败，始终还未能破解。由于缺乏体制预防和制度预防的试验田，因此无法根据试验田的收成及时提出“预防为主”的战略方针。

　　在反腐领域还形成不了一个“预防为主”的共识，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缺乏体制改革试点的有力支撑。遗憾的是，30年来，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没有“特区深圳”，在纪检体制改革上，也缺乏类似的“小岗村”。如此，“注重预防”大多只能写在纸上，说在嘴上，贴在墙上，而很难落实在行动上。

　　30年前邓小平就一针见血指出，“总病根”是权力过分集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改革开放从党内分权起步的先河，应当走下去。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的党内权力结构，党内民主就能有存在空间，就能有发展的时间，就能真正成为党的生命；有了健全的党内民主，就能真正并有效地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

　　解决腐败问题，应当打破思维定式，走一条减法之路。也就是科学分解党内权力。一说分权，几十年的惯性思维是怕弱化权威，习惯做法是头痛医头分事权。

　　既然一把手权力过分集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就想出了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财、物的奇招。殊不知，一把手凭借过分集中的权力，让更依附于他的人掌管人、财、物，效果远胜于他自己直接管。执政60年，必须认真研究并实践党内机构分权了。在保持中央和省委现在领导体制格局不变的前提下，可通过在市、县委搞试点来探索经验，寻求从办案的思维转向监督的思维，从峻法转向预防，从同体监督转向异体监督，从治标为主转向治本为主，从事后转向事前。

　　这种从扬汤止沸到釜底抽薪的转型是个痛苦过程。但不走这步不行，想走这步，不改革体制制度也不行。

　　实践中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党委实行“议行合一”领导体制。马克思在138年前对72天巴黎公社“议行合一”领导体制的赞扬，成了各执政的共产党权力结构的经典模式。

　　其实，巴黎公社的“议行合一”，是在战争压力下采用的权力结构，是情有可原、时间很短的权宜之计。议行合一的权力结构没有保证公社的成功。

　　苏联照搬“议行合一”权力结构，并由此而形成“苏联模式”。党内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是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重要原因。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引用过一句名言———“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苏东剧变令人深思。

　　欲治其症，欲求其解，党内的决策、执行两权必须分开。

　　对于党内分权，半世纪前党的“八大”有过尝试。设立了党内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设立了党内最高执行机关中央书记处，邓小平为总书记；设立了党内最高监督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董必武为书记。甚至从中央到地方还推行了党代会常任制。然而由于国际形势的突变，毛泽东关于设立“党内国会”的构想及其党代会常任制的推行，很快戛然而止。

　　党内分权、党政分工、党政分开，孰先敦后？上世纪80年代也有过教训。当时党内还没有科学分权，党政还没有合理分工，党的肌体还没有建设好的情况下，仓促提出党政分开，结果欲速则不达。

　　党内分权怎么才科学合理，可向现代企业借鉴。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通常由决策机关(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执行机关(总经理及各级经理人员)、监督机关(监事会)三大部分组成。分工明确，制衡有效。

　　借鉴现代企业的权力结构，可从县级的党内分权入手。

　　首先，由该县的党代会选举产生党内的三个委员会(党内原有的县处级职数不必增加)。一是县委会(党内决策机关)，由15—21人组成，实行委员会制，县委书记是会议的召集人也是县委会成员中唯一的县处级干部，但他的一票与其他委员的一票无异。这时的县委书记，也真正具备了兼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基本条件。二是执委会(党内执行机关)，由5—7人组成，实行首长负责制，由现任的县委专职副书记担任执委会书记，成员包括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统战部长、县委办公室主任。三是监委会(党内监察机关)，由5—7人组成，实行委员会制，县纪委书记改称监委会书记。

　　其次，党代会闭会期间，由县委会代行其职权，县执委会和县监委会向县委会报告工作，并接受其监督。

　　最后，县监委可以对党内专门的执行机关———县执委进行到位并有效的监督，同样县执委也可对党内专门的监督机关———县监委进行有效制衡。

　　综上，在县级党委进行改革党内权力结构的试点，既符合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提出的扩大在市县开展党代会常任制试点的要求，也遵循了分权制衡的原则，还能有效推进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工作。通过党内科学分权，逐步实现党政合理分工，再到完成党政分开。分权、分工、分开，既能有效并充分发展党内民主，也恢复了党员主体地位，还是从战略层面上真正实现预防和遏制腐败滋生蔓延的过程。

　　(节自9月24日南方周末《反腐根本：执政党内合理分权》一文，作者辛宇)